3月8日妇女节到来。这是女性独有的节日，按照要求，企业应该给在职女性放半天假。

第一个妇女节于1909年2月28日在美国纽约举行；1910年，第二国际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首届国际妇女会议。1917年3月8日俄国圣彼得堡女工抗议，要求得到“面包、和平与自由”，1921年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中，保加利亚代表建议为纪念俄国女工在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，把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。从1922年开始，每年的三八节成为国际劳动妇女的节日。这一日最终在1975年被联合国正式确认。

妇女的抗议行为，最初是因为恶劣的劳动环境、不平等的工资待遇。而这些女性都是有工作的，最初男女不平等的最大现象反而是女性较低的劳动参与率。女性不劳动在事实上造成女性在家庭中不得不依附于男性，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。

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有多方面的原因，禁止已婚女性工作（Marriage bar）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。许多女性为了在婚后保住工作经常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。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也有类似的法律，在一次和二战时期，法律执行的相对不严，因为战争需要女性的劳动。但政策整体取消还要晚到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的出台。

从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性别在劳动参与率上的巨大差异。在1950年时，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30%多一些，而男性超过85%，随后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的提高，尤其是民权法案颁布以后，女性劳动参与率快速上升。一直到2000年前后到达顶峰，在60%左右。

1949年以后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很高。这有几方面原因。第一，中国长期城市化率不高，中低收入家庭的女性不得不从事劳动，一同养家。在美国曾经也是这样，受Marriage bar限制的通常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妇女，他们在未婚时的职业往往是教学和文书工作，而制造业、服务员和家政工作和有色人种的女性通常不受Marriage bar的影响。

第二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强调“妇女也顶半边天”，最早在1956年5月1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》，发动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。最终经过演化，至1964年3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妇女们，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胜利》，首次在“三八”社论中使用了“半边天”的提法，用以指代“妇女”。7月10日，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首次在《人民日报》中以文章的标题形式出现，妇女=半边天成为广泛的说法。

半边天的政治话语强调男女同工的目的是增加劳动力，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。因此，当政治话语趋弱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反而开始下降。如下图所示，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，1982年到2005年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轻微的下降，尤其是50岁以下的年龄组，表现的更为明显。45岁以下的男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差距在1990年以后有轻微的上升。50岁以上的年龄组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，这主要是因为女性退休、提前退休或者回归家庭带娃等原因所致。中国的这个趋势与美国有明显的差异。

目前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8%左右，略高于美国的水平，而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8%，与美国相当。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约20个百分点，主要是照料家庭所致。

从国际比较来看，女性劳动参与率受宗教、习俗的影响较大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是全世界最高的，与发达国家相当。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男性的差额，仅仅略高于美国。从劳动参与率的角度，中国女性的地位可以说是撑起了半边天。

但正如前面所说，将女性等同于半边天，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，工具理性的意义更为突显，而不是单纯的保障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利。同工以后，我们更关心女性是否和男性一样的同酬。

首先，我们看一下美国，如下图，1980年代以来，伴随着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，美国女性劳动者的收入与男性的差距也在缩小。在1980年，女性劳动者收入的中位数大体上相当于男性的6成，在2005年以前迅速上升，上升到8成左右。最近二十年，美国女性劳动者的周薪的中位数一直保持在男性的8成左右。

从打工人（非农就业中的受雇者）的角度，中国女性的收入总体上相当于男性的7成。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，如下表所示，年龄越低，女性/男性的收入越高，这主要是由学历差距缩小驱动的。分学历来看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劳动者的收入只是男性的6成左右，但大专学历女性的收入则达到了男性的7成。而本硕博较高学历的女性的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5%左右。过往二十年，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的差距迅速缩小，最近几年甚至有反超现象。这些都驱动了女性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缩小。

那么在职位高低上呢？我们先来看企业中女性高管的比例。我们采用西南财经大学在2015年主持的中国小微企业调查（CMES）和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。我们粗略的将1000人以上的为大型企业，100-1000人为中型企业，10-100人为小型企业，10人以下为微型企业。小微企业的数据我们采用CMES的数据，大中型企业采用A股公司。

如下表所示，总的来说，企业高管中仅有四分之一为女性，男性任高级职位的比例是女性的3倍。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仅比女性高15%-20%。女性在高级职位上离“半边天”还远的很。

具体来看，小微企业中女性高管的比重为30%左右，而大中型企业的女性高管占比为20%-25%。对于小微企业而言，企业的主要管理者更像是企业家。从CMES来看，微型企业大约有21.5%的主要管理者是女性，而小型企业则为13.5%。

从人数上看，微型企业的高管人数平均为1.75人，其中女性为0.42人，主要管理者为女性的企业比重为21.5%；小型企业的高管平均人数为4.1人，其中女性为1.3人。中型企业的高管人数平均为5.8人，其中女性为1.2人；大型企业的高管人数平均为6.5，其中女性为1.1人。

女性还未能撑起半边天不仅仅体现在就业市场的高级职位，也体现在其它领域。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的占比，自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将女性代表份额提至20%左右以后，一直稳定到第十一届人大，从第十二届人大开始提高并上升到目前的26.5%。这个比例与企业高管中女性占比基本一致。在更高级别的领导岗位上，女性的占比更低。

为什么女性担任企业高管和高级领导岗位的比例如此之低。我们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。调查分别询问了男性和女性，对于领导岗位上女性数量较少的原因，受访者给予了回答。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性别的受访者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，不存在性别的偏差，有很强的一致性。女性能力差、女性不愿意当领导、女性不适合当领导的原因占比很低，不到六分之一。而女性家务负担重是女性领导数量较少的最主要原因，社会偏见及对女性培养不力居其次，偏见的产生与不愿意培养女性的原因，也有很高比例是因为女性承担家务导致的。

那么女性承担了什么家务？从各方面材料来看，不可替代且费精力较多的，主要是生育和抚养子女。女性在照料家庭上处于核心角色是一个普遍现象。

据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，从所有受访者的角度，60%的家庭由母亲承担了主要照料人的身份，仅有5%的家庭父亲是主要照料人。这充分说明了男人在照料儿童上的“不靠谱”。有31%的家庭中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承担主要照料人。

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，尽管男、女受访者的结论支持母亲为孩子的主要照料人，但在男性承担主要照料人的实际情况上，男女有明显差异。男性受访者有9.6%的人认为自己是主要照料人，但女性受访者中，只有1.5%的女性认为其配偶为主要照料人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孩子父亲觉得自己是主要照料人，但孩子的母亲依然觉得其父亲没有承担这种角色。

由此可见，女性要顶起半边天，除了社会偏见，拉平性别在抚育儿童上的差异是当务之急。笔者曾经参与过一组访谈，着重了解了女企业家在创业、工作过程中的家庭和职业发展的平衡。大多数女企业家都提到，她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，要求她们掌握更多的能力，或者有所放弃，例如学习管理家庭和自己的时间安排，或者在子女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事业有所放弃。而男性基本上不会面临这类选择。这种家庭角色的差异，是解释性别在领导岗位、企业高管任职机会差异的重要因素。